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

 叩響國家語委宿舍樓的一戶門鈴，在家政服務員的引導下，記者只見一位清癯和藹的老人正從書桌旁的椅子上站起來迎候。他就是記者所要采訪的久聞大名的“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我們面對面坐在有年頭的、略顯斑駁的小書桌前開始交流。難以想象，這位唯一健在的《漢語拼音方案》設計者那么大的學問竟是在這小小的書桌上做的。盡管老人有些耳背，采訪中偶爾還得借助紙筆，但記者自始至終都能感覺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維的敏銳和精神的豁達。
 
半路出家的重磅語言學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時，56個民族有數(shù)十種方言，并且大多數(shù)人都是文盲。要建設這樣一個國家，沒有統(tǒng)一的、能適應現(xiàn)代化需要的文字語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問題很早就被置于國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從全國范圍內(nèi)網(wǎng)羅了許多專家學者來從事這項開創(chuàng)性工作。
    1955年10月，為了進一步規(guī)范簡化漢字，提高認知率，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邀請精通中、英、法、日四國語言的周有光參加會議。會后，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說：“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會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說：“我不行，我業(yè)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從上海調(diào)往北京。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于江蘇常州，先后就讀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此前曾歷任光華大學教師、江蘇教育學院教師、杭州民眾教育學院教師，國民政府經(jīng)濟部農(nóng)本局重慶辦事處副主任、新華銀行派駐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職員，上海復旦大學經(jīng)濟研究所教授、上海財政經(jīng)濟學院教授。讀大學時，周有光主修經(jīng)濟學，因對語言學的愛好他還選修了語言學，并在1952年出版過一本《中國拼音文字研究》。
    周有光調(diào)任北京的消息傳出，朋友們紛紛相勸：“經(jīng)濟學多重要啊，語言學可是小兒科。”“哪里需要哪里去”———憑著一份樸素的熱情，在49歲的時候，周有光樂呵呵地扔下經(jīng)濟學，半路出家一頭扎進語言學中。于是，經(jīng)濟學界少了一位金融學家，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多了一位委員、多了一位語言學家。
　　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里，如今既藏有經(jīng)濟學家周有光的著作，又有作為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的著作。從金融經(jīng)濟到語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徹底”。他的孫女在上小學的時候，曾經(jīng)很嚴肅地與爺爺討論這個問題。她說：爺爺，你虧了！搞經(jīng)濟半途而廢，搞語文半路出家，兩個“半圈”合起來是一個“０”！周有光笑道：“我這是在‘劫’不在‘數(shù)’。那時候搞經(jīng)濟學的后來都倒了霉。留在上海搞經(jīng)濟學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我卻因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參與文字改革，躲過了這一劫。否則，我的歷史可能重寫。”至今想起來，他既慶幸，又后怕。
    談起轉行，周有光回憶道：“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下面有兩個研究室。一個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問題。第二研究室是漢字問題。領導認為我在漢語拼音方案方面過去發(fā)表過一些東西，另外我的主張還是有點道理吧，就讓我主持第一研究室。這兩個研究室是做具體工作的，下面還有小委員會。一個是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我也是委員。”
    當時拼音方案委員會一共有15個人，由幾個大學的語言學家組成，不過主要是開會參加討論。“文改會制定具體工作由3個人來做：葉籟士、陸志偉和我。葉籟士兼秘書長，比較忙；陸志偉要教書，還兼語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離開了上海，沒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這個事情。我們3人就起草了第一個草案：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當時，周有光提出了三點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事實上，我們3個人都提出要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新字母?？捶ɑ疽恢?，沒有什么不同的對立思想，只有一些技術性的不同。”

漢語拼音從中國走向世界

   “我們在上世紀50年代，訂《漢語拼音方案》的時候，一共拿到的方案有3000多份。制訂《漢語拼音方案》非常慎重，從原理到技術都廣泛征求意見、深入研究。有人曾給我們講笑話：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干3年。我今天回想：這3年時間花得還是很值的。事實上，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提意見，而他們提的意見我們都研究過，幾乎沒有新的意見。今天就得到了這么點安慰。假如當初沒研究好，有漏洞，就遺憾了，要彌補就很麻煩了。”周有光說，漢語拼音采用的是羅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紀50年代曾遭受過很多人的反對。周有光描述道：“當時有人認為中國有5000年的文化，幾個字母還不會搞，干嘛要用帝國主義的字母。” 
    當年毛澤東曾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么搞？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澤東回到北京，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研究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個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見不能達成一致。當時文改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匯報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難以研究后，毛澤東同意研究羅馬字母，再提到黨中央得到批準，這才把精力放到羅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來。
    確定用羅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舉例“j、q、x”的制定來說明僅這3個字母就費了很大周折。當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氣力研究世界各國的字母用法后，將其分為3類：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屬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學術根據(jù)“mexico”(墨西哥)中的“x”，發(fā)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這樣的用法，“只是當時沒人理他”。
    “一開始不敢用這種特殊用法，反對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齊’，首字母是‘Q’，他就反對說，那他就變成阿‘Q’了。我就說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開頭。”周有光說這是笑話，但當時的確有阻力。后來“j、q、x”才確定在《漢語拼音方案》中。